盂县泥河村李氏家族在清代乾隆后期，由单纯务农走向儒学之路，于是修筑家族宅院时，修了一座藏书的“图书府”。由于时代久远，如今“图书府”的风貌被历史封尘，不再显现。幸运的是，2001年，族人在三宅红头沟院落的废墟中挖掘出一块长1.22米、宽0.52米、厚0.34米的“图书府”石刻遗匾。自此，李氏宗亲又拾回了流失的传统文化碎片，这是一笔重要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是家族文化存在的空间符号。一栋栋老房子诉说着多少先人鲜活的读书故事，一块块石刻记载了多少历史文化传承的业绩，二百年前的一块石刻遗匾，翻开了一个家族封尘的文化历史。
　　据考证，李氏族人从明万历四年（1576）由盂县城迁居泥河村，到乾隆末年，历经二百多年的奋斗，家道兴起，人丁繁衍兴旺，开始谋划兴建宅院。十世祖李文秀在嘉庆五年中举，是李家第一个举人。他崇尚教育，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培养。李文秀有一子名李烈。李烈有四子：长子顺成，次子汝成，三子溪成，四子章成。李文秀与李烈父子为子孙修建院落时，除了考虑后代的繁育外，还考虑修一处学习、藏书、读书的学院。李文秀在弟兄中排行老三，修建的院落遂定名为三宅。建三宅要建四座院落，即老院、二院、三院和红头沟院。老院、二院、三院在泥河村大街正中一字排开，每座院由前院、中院、后院和偏院组成，临街前面为九至十三间砖木两层南楼，后院正房九至十三间两层高楼。至于红头沟院，是建在老院、二院、三院北端楼后，坐东朝西向。有意思的是，弟兄四个分住的院落，不是按大小顺序而居。老院是顺成住，老院过来叫三院，是老四章成住，三院过去是二院，是老二汝成住，红头沟院不叫四院，就叫红头沟院，是老三溪成住。现在我们理解当时对“四”字讳莫如深，不但忌讳叫“四”字，而且把四弟放在中心，老大、老二、老三保护起来，先辈的用心可见一斑。
　　“图书府”建在什么地方？李文秀与李烈也是颇费了一番思量。老院、二院、三院坐落在村子中心区，热闹非凡，不适宜读书学习。红头沟院远离人群，大门前是一片树林，而且有角门连接老院、二院、三院，适合寄兴于所好，陶冶性情。在此读书可以忘记红尘的扰攘烦嚣，于是就把“图书府”建在了红头沟院的中间院，正五间房作为藏书阅读室和老师讲解的课堂。李文秀是晋阳书院知名士，任学篆董，是晋阳书院的书法家。自家建造图书府，题写匾名，自然非他莫属，于是写了“图书府”三个大字，请石刻工阳刻出来，镶嵌在“图书府”大门右侧的砖墙上，见证了李家几代人的读书和事业道路。
　　据传李文秀、李烈率先把家藏的书藏到“图书府”，同时又购买了新书，并制定了相应的制度、章程。道光二十三年（1843）修写族谱时，距建起“图书府”已约半个世纪，从族谱中可看到，先君子所定的辈分世系中，对崇尚儒学已有高度自觉。所定世系辈分即“延龄宜定命，圣乃我之师。至孝传家本，图书行所资”，可看出先君子已把读书学习作为李家的行为准则，彰显出“图书府”的功能已经渗透到李氏祖辈的血液生命中了。
 　　后人粗略估计，李氏家族近二百年间共藏书十万余册，在“图书府”藏书近一半左右。清末民初十四世祖李华龄以五千银元购得《四库全书》一套。《四库全书》全书有6100函，3万6千多册，需要300平方米的大库房。先祖按原函原架排列，装得满满当当。笔者对清朝版《四库全书》没见过，见过现代版的《四库全书》，在县图书馆也要占近百平方米的书房。尽管李氏家族的全部藏书，毁于1947年，但二百年的“图书府”对家族文风的熏陶、对李氏后人文化的滋养和文风的浸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过去的名门望族人家，辟出一间或几间房子用作藏书是普遍现象。但要盖一座院子，刻上石匾镶嵌墙上叫“图书府”，在北方实属罕见。盂县是“进士之乡”，平定是“文献名邦”，也没发现第二家“图书府”，家族藏《四库全书》到目前仅发现此一家。
　　李文秀、李烈父子，既是建“图书府”的首创者，又是身体力行读书的领头人。在道光二十三年谱中，记载着两位老人“嗜书如命，终身不懈”的行为。谱中称文秀“以成均报满，注教职敕修职郎，历任荣和、太谷，兴县教谕，保德州学正。中式嘉庆庚，申科第八名举人知县。至性诚笃、孝友克敦。嗜读书至志老不懈，七经皆手抄成帖。晋阳书院，誉冠群英。一时深契合者皆知名士，任学篆董率诸生，惟以立品敦节为先。旋里后奖励后进。尤谆谆不倦邑中学者，仰其风徽无不奉为典型。”而李烈，谱中亦记：“附贡生，性简朴，衣履不事华饰。读书机敏，入庠后因多病遂无功名志。二十年不少倦好劝人善。刻印文帝书，钞感应篇，注释数百部，施予亲友，以广甚意。族中子弟贫不能读书者，设学以教之。”
　　据传李文秀、李烈父子常在“图书府”讲经助学，其“七经手帖”等，是子孙们的必读本。“图书府”后来不仅是李氏族人学习读书的主要场所，同时也为贫寒子弟读书大开方便之门。因此，李氏族人受“图书府”之惠，以读书知觉为先，游黉宫者累累不绝。
　　古人称学校的门叫黉门，代指学校。顾名思义，读书入仕者多。以李顺成为例，盂县光绪七年版志书上记：“李顺成字伯贞，泥河村人。道光戌子（1828）科举第七名举人。读书以知觉为先。游学京师，与时贤士大夫相观摩，识量益广。家素封而自封恒约。至培植子弟则不惜繁费，居常谆请名儒为之师表。已亦相舆上下其议论熏陶既久，掇科第逰黉宫者累累不绝也。又于里中建义塾，俾家子皆得沐浴，于读书修馔之奉身自任之其。家庭之际子侄辈彬彬承欢。”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李顺成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决心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意志坚定的人。其培养后代有高度的自觉，首先舍得投入。家中虽富有，却不图享受，坐享其成，而是严以律己，克勤克俭，出钱厚请名儒讲学。这时，李家教育子女读书已经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了，而是开眼看世界。李顺成深悉开放交流、优化教育资源的重要性，从家族一城一地里走出来，游学京师，与当时的贤士大夫互相探究学问。顺成老人兄弟四个，父亲去世后，由他统领家人。中举后，他把两个弟弟分别培养成附贡生、秀才。李顺成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中举，一个孙子也中举。两个侄子幼聪敏善，读书颖悟，一目十行，尤善作文。顺成偕同溪成、章成一道，因材施教，厚请多名贤士，整天泡在“图书府”内，手不离书、口不离经。上辈老人口传，李顺成领着儿孙们，多次游学省府京师。李延访，同治九年（1870）庚于科举，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署陕西肤施县知县七品。李延撰，清光绪二年（1876）举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正六品。泥河李氏祠堂写着：六科九举两进士，一门五县六教官。此外太学生监生26名，贡生32名，庠生28名，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
      有资料记载，盂县进士共161名，居全省榜首，但大多是三甲，二甲仅有六人，李家就有一人。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重教兴学的文脉，深深地扎根于李氏家族的沃土中，流淌在血液中。读书成为每一个人躬行实践的行动。尽管一族一家的文风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过区区一星，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滴水可以汇成大海，根根苗苗可滋养繁枝，成长为万千森林。为了重振家乡文脉雄风，我于2010年8月18日将家中藏书3000册，捐给家乡，重建“图书府”。■李宿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