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0日，是20世纪20年代平定籍着名女作家石评梅诞辰108周年纪念日。自从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邓颖超同志题写书名并作题名“后志”的《石评梅作品集》，以及198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柯兴同志的文学传记《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后，人们对石评梅的关注和研究逐步广泛深入。1983年9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石评梅选集》；1990年6月，文津出版社出版了365用英语怎么翻译_365网址经常打不开_365bet游戏网站政协文史委编辑、李庆祥着述的《评梅女士年谱长编》；1996年，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括石评梅在内的《中国现代四大才女散文全集》；1999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书系编委会选收的十卷本十四人散文小说选中，石评梅被列单卷专集；同年8月，希望出版社出版了山西省社科院张思荣副研究员的《高君宇和石评梅》；其间，关于石评梅的电视剧也搬上了屏幕。作为故乡平定，从县志办1977年12月成立，就做了不少资料搜集工作。1986年，评梅故居被列为第一批县保文物。同年县志办出了纪念评梅专辑，并同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评梅生平展；1987年，政府协助拍摄了华而实编的电视剧《评梅女士》；1994年平定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辑编发了《石评梅专辑(下)》。2002年，平定结合开展石评梅百年诞辰纪念，修复故居，筹办展览，在广场塑像，并以评梅命名，希望借助名人效应，开发旅游，把平定介绍到全国乃至世界，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从以上不完全记述可以看出，石评梅及其作品确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时间可以拂去灰尘，历史最为客观公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石评梅在重新了解，重新认识，对于她在文学和历史上的贡献正在刮目相看。评梅一生虽然短暂，却如慧星一闪，光耀千秋。她弘扬五四精神、开拓女性文学、推动妇女解放、实践教育改革的历史功绩，她心怀天下、追求进步、光明磊落、敢爱敢恨的精神品格，以及如诗如歌，同生共死，感天动地的绝世恋情，都将成为丰厚的文化遗产，流传久远，让人永志怀念。
一、坚持弘扬五四精神的名作家
评梅生活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变革的时代。1911年，评梅9岁，辛亥革命爆发，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轰然崩塌；1919年，评梅17岁，是入太原女子师范读书的第五年，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运动勃然兴起；1920年至评梅去世的1928年，评梅18岁至26岁，她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师大附中任教，此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先与国民党合作北伐，同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新旧军阀进行殊死搏斗，后因国民党反共而转向地下，时势可谓波诡云谲，风云际会。面对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面对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责任，是奋起、沉沦，还是逃避，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青年，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评梅在当时的表现，可以说是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在重要历史关头和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她有过彷徨，迷惘，但她最终以一个时代青年应有的风貌站了起来，勇立潮头，不避风险，以笔为剑，高扬起五四精神的旗帜，写下生命最光辉的一页。
1919年5月7日，评梅在太原参加了声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行动的活动。在太原女师校方阻挠学生去海子边参加各校声援集会时，她同进步学生挺身而出，“多次和学监和门卫发生口角”。之后，她还在“校内写文章，贴在走廊上”，提议并同刘渡雄等人出刊“油印刊物二、三期”，为此险被校方开除{1}。
1920年8月，刚考入北京女高师的石评梅。就聆听了李大钊在校讲授的，《社会学》、《女权运动史》{2}。第二年，认识了高君宇，11月下旬，参加了李大钊指导下由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最初50名会员之一{3}。之后，她逐渐同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在女高师任教的鲁迅，中国新闻界的先驱、中共地下党员邵飘萍有了交往，同周围一批有才华的青年如庐隐、陆晶清等结成志同道合的姐妹，特别是在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高级领导人高君宇结成冰雪友谊、生死恋情的密切交往中受到了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可以看出，石评梅一到北京，就在努力接近并深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活水源头，把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和责任，同理性探索、深入思考结合起来。正是这样一种愿望和动力，使她同这些世纪伟人站到一起。这些交往，使她得风气之先，受终身厚益。当然，也把自己同这些人一起推向时代的风口浪尖。
同年12月10日，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了评梅的处女作《夜行》{4}。她以自由体白话诗的形式描写自己在“荆棘夹道”的沉夜里，终于找到了“光明的路”。她以饱满的激情讴歌充满革命热情的祖国如旭日东升，“一霎那，青山峰头，拥出炎炎的一轮红光，伊的本领能普照万方”，“伊的光明出于东方”。在新文化比较闭塞的山西，如金鸡报晓，唱出自由诗白话文之歌。评梅正努力使自己走向新文学运动的前列。
在此后的七年中，评梅的作品如泉涌井喷，一发而不可收。仅现在发现的就有70余万字。作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有对大自然和家乡的优美赞歌，有对母爱和英雄的深情礼赞，有对爱情失败的痛苦思索，有对前途的迷惘和失落。对穷苦妇女悲惨遭遇，她给以深切同情；对黑暗和邪恶的统治，她予以无情鞭笞。如果说这样的篇章，别人也可以写出的话，如果说在革命处于顺境时，这也容易做到的话，那么在革命低潮，封建军阀的棍棒肆虐横暴下，还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那就十分难能可贵了。评梅在这一时期也有过迷茫、哀叹；然而，战士一旦抚平伤口，找到目标，就会焕然一新。石评梅在高君宇去世后，迅速走出阴影，走向成熟，以勇士姿态回应时代要求，发别人所未发，讲常人所不敢讲，确证了她的与众不同。在高君宇死后发表的《痛哭英雄》中，她表示要“接过你护爱的红旗”，踏着高君宇脚印前进。由于这种表述会引来不测，虽经同志提醒评梅也只稍做修改，写成“我扬着你爱的红旗”{5}。1925年8月l0日，她在女师大风暴后，立即回母校探访，发表《报告停办后的女师大》，揭露校长杨荫榆勾结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在8月22日又到女师大，亲眼目睹学阀军阀镇压学生的暴行，第二天就又写通讯《女师大惨剧的经过》，称这次事件是世界空前未有的奇耻，也是教育界空前未有的奇耻，“我们永远纪念这耻辱，我们当永久地奋斗!这次惨剧是我们妇界人格的奇耻，同时也是中国教育破产的先声！”{6}1926年3月19日，到母校女师大向“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好友刘和珍、杨德群烈士遗体告别，当晚就写了《血尸》，揭露段祺瑞执政府残杀革命群众的暴行；1926年5月25日，再赴女师大参加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当夜又写《痛哭和珍》。在《血尸》中，她把矛头直指最高当局，痛斥执政府是“暴君放出狮子来吃民众”；“政府门前的尸身和血迹，风是吹不干，雪是遮不住”的；她鼓励战友：“现在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便是这样的死，不是我们去死，谁配去死?”她宽慰大家，“我们是在黑暗里探索寻求光明的人，自然也只有死和影子追随着我们。‘永远是血，一直到了坟墓’。这不值得奇怪和惊异，更不必过分的悲痛，一个一个倒毙了，我们从他们尸身上踏过去，我们也倒了，自然后边的人们又从我们身上踏过去。”她对烈士宣誓：“我们将踏上你的尸身，执着你赠给我们的火把，去完成你的志愿，洗涤你的怨恨，创造未来的光明!”{7}这义无反顾、斩钉截铁的誓言，是评梅磊落人格、革命精神的写照，这种视死如归的坦然，前赴后继的决心，让人忘了她不少散文中给人留下的“凄凄惨惨切切”的悲绪，倒让人感到“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气。而这些誓言并非像李清照对着古史中霸王发出的感慨，而是与战友灵前的对话，是通过传媒向全国同胞发出的战士的呼唤。李清照作为历史上着名女性，其艺术作品已光照青史，但她同站在血泊中战壕里用生命去唤醒民众的石评梅相比，似乎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1927年4月30日，离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四一二”惨案，与共产党公开决裂只有半个月，也是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消息披露的第二天，评梅就愤然写诗《断头台畔》，怒斥奉系军阀暴行，缅怀歌颂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她呼喊：“哪怕鲜血已沐浴了千万人的灵魂，烧不尽折不断你坟头的芳草如茵。”她坚信：“死并不能伤害你精神如云散烟消，你永在人的心上又何须招魂迢迢”{8}。和“三一八”惨案后的表现一样，其反击力之快速有力，态度之明朗坚决，如霹雳闪电，充分表达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继承遗志的坚强决心。
在此前后，评梅在日记中写到，“我还是希望有作为点，不仅是文艺家，并且是社会革命家呢!”{9}她同朋友说，“我虽然不能接替天辛(即君宇)的工作去做，但我也应努力做一番事业。”“暑假后，我一定往南方去”。有一次，她已把“行装整理好了”，只是因为林励儒挽留和母亲劝止，才未走成{10}。
1928年5月22日，评梅为《蔷薇周刊》编发国耻纪念号，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的罪行，呼唤同胞一致抗日，并对南京政府对日态度软化倾向提出批评。刊出后，引起当局不满{11}。1928年5月25日，写诗《我告诉你母亲》，她写道：“你哪忍看中华凋零到如此模样；这碧水青山呵任狂权到处徜徉，晨光熹微中强扶起颓败的病身，母亲你让我去吧，战鼓正在催行。”{12}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的强烈义愤，表明了她即刻上战场，扞卫祖国尊严，保卫祖国山河的决心。
评梅总是这样在革命遭遇挫折，民族面临屈辱的关键时刻，展示自己凛然不屈，坦然赴义的英雄风采。当时，虽然她还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也没有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但她以生命呼唤民主，呼唤革命，抨击专制、抨击侵略的行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将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二、开拓中国女性文学的先驱者
提起“五四先驱”，我们首先想起的是在国内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李大钊；以《新青年》为阵地，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最早提出白话文主张，并写白话文作品的胡适；以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为开山之作，扛起新文学运动之旗的文化革命主将鲁迅；改革封建陈腐校风，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把北大建成新文化运动人才摇篮和主阵地的蔡元培；组织带领学生火烧赵家楼，殴击章宗祥，点起“五四”爱国运动之火的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等……这些人如群星闪烁，各领风骚，同广大先驱一道共同唱出一曲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大合唱。而在这个合唱中，在新文学领域，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巨星一起，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性文学群体，站在这一群体前列的就有石评梅。她同1916年就发表白话文作品的陈衡哲，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的谢冰心，同评梅有着很深友谊的女作家庐隐，以及凌淑华、冯沅君等，成为这一领域开天辟地的拓荒者。她们一改几千年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女性作者单兵游勇、附庸男性的状态，第一次以觉醒者的姿态，对女性人权包括婚姻自主、教育、就业等权利予以密切关注，“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以及其价值观念提出勇敢挑战。”{13}第一次走向社会，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自己的历史责任。“她们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空白之页上谱写了开天辟地的篇章，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文学在文学史上的作为‘盲点’而被遮蔽隐埋的历史。”{14}
评梅在这批女性文学拓荒者中不是附庸随从，她与战友共同高扬着“五四”精神之旗，共同在作品中深刻着女性意识和审美观点的印记，并以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卓立于世。评梅的学生、二十年代就主编过《北京文学》并向评梅约过稿的蹇先艾先生，在《追忆石评梅师》一文中写到那时人们对评梅作品的印象：诗和散文“文笔秀丽”，小说《红鬃马》“情节相当动人”，“写的新诗旧词气息较浓(她读过不少旧诗词)，有时稍稍流于感伤。有些读者却更喜欢她的散文，认为在诗之上。二十年代的作家以散文着称的，除了冰心和绿漪(苏雪林)之外，恐怕就要数她了。她的名字，却一直淹没不彰，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提过她，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他又说：“时至今日，北师大附中熟悉评梅的老同学还念念不忘这位教育家兼文学家的好老师。”{15}蹇先艾先生既是当时人，又是态度严肃的作家，他的感受和评论应该不受多少感情色彩左右。为书目文献出版社主编《石评梅作品集》的作家杨扬也说：“她生前在文学上为人注目，与好友庐隐、陆晶清一起，继冰心、淦女士(冯沅君)等之后成为文坛上活跃的女作家”{16}。他们二位的看法应该是比较公允有代表性的。
读评梅作品，无不为其浓郁的时代气息，强烈的感情色彩，优美的诗赋意境，绚丽的文辞风采所吸引。她的作品多为人生感悟的倾吐，有明显的自传特色。与她的成长过程一致，前期作品稚嫩纯真，中期悲怆凄切，后期明朗昂扬。正确认识中期作品，对正确评价评梅特别重要。中期作品有不少风花雪月，悲啼呼号，有的让人难以理解，不忍卒读。但认真分析就能看到，这绝非无病呻吟，文字游戏，而是在经历爱情挫折和社会坎坷中对人生命运前途的严肃思考和心灵坦诚的呐喊。她下笔为文，行云流水，喷珠溅玉，一呵而成，固然得力于深厚的家教修养，才女天赋，而抒囚笼困扰之苦，申开禁破牢之志，以一吐为快，才是她这类作品的生命力所在。由于她从来心地纯明，孜孜追求进步，常常以女性视觉感受，把百姓苦难、自身遭遇和社会复杂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就使这种自传式的经历感受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赋予了典型的时代意义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天辛》是评梅给君宇的一封回信{17}。信中充满了矛盾、迷茫、怀疑甚至绝望。她一方面觉得君宇鼓励她忘掉过去，振作精神“努力去创造未来”、“助我不少勇气”；又觉得社会生活中，“像一只疲于飞翔的孤鸿，对着茫茫的天海，云雾的前途，不知何处是新径?何处是归路”；她幻想“单独离开群众”，“一个人量力挣扎奋斗”，又觉得“终于是一个意念的幻想”；她想一个人自娱自乐“哄骗自己”，又觉得在到处是“罪恶”、“尸骸”、“猜忌嫉妒”的社会里，既受“创伤”，又受人“讥笑”，无法逃避；她想到梦里，但梦里又看到落花、瘦影、陈尸；要赞美朝阳给予的希望，又觉得自己像“呻吟的病人”般无望。这种进退维谷，难解难诉的矛盾心理，正是那时不少青年追求进步，寻找道路不得时的生动写照。所以如此，是他们不想进入“充满醉梦的催眠”，不想做“沉醉娇贵的少女”，而“想在改造社会中担当起操持危急的舵工”。通篇文章以丰富的想像，跌宕的思绪，绚丽的文笔，如歌如泣地刻画出一个“五四”低潮期青年求索彷徨的形象，鲜活地传输出他们救国无路，欲罢不忍的苦闷和痛苦。这类文章在当时男女作家中数量不少，鲁迅的《彷徨》、茅盾的《蚀》三部曲，均属同类，女性作家更属常见。由于评梅以与自身命运和自身修养、性情相融合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去表现，就使作品具有更强烈的表现力、感染力和独有的认识价值，虽然同格调高昂的后期作品相比，难以给人以希望和振奋，但其独特的价值足以使其成为评梅珍贵文学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甘当妇女解放运动的喉舌
关注妇女解放，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女性文学的主题。在封建社会，妇女受压最深，在思想解放和革命起始阶段。妇女解放也就首当其冲。评梅作为女性，天然地把妇女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并紧紧地把它同革命一道联系起来。
评梅的作品，常常把对普通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同对造成这种命运的万恶封建制度的无情鞭笞紧紧联系在一起，《弃妇》、《董二嫂》就是这样的作品。《董二嫂》一文写了在婆婆、丈夫虐待下一个妇女之死竟引不起人们关注和同情的残酷事实{18}。评梅以沉痛、锋利的笔触直刺封建伦理杀人不见血的阴险黑暗，把男尊女卑、族权、夫权等专制思想荼毒下，人们愚昧麻木的可怕可悲，血淋淋展现在人们面前。“董二嫂死了，不过像人们无意中践踏了的蚂蚁，董二仍然要娶媳妇，董二娘依旧要当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旧。”她悲愤寻问：为什么“我们无力干涉”？“什么县长，街长”等“有权力干涉”的，也“视若罔闻，听若罔闻呢?”她尖锐指出：“是环境造成了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养成了这个狠心。”她联事责己：“我应该怨自己未曾指导救护过一个人”。表达了脚踏实地为妇女实现平等、民主和人格尊严努力做好宣传教育引导工作的意愿。
婚姻自主是妇女解放的重要课题。评梅在大学二年级就写出《这是谁的罪？》。写一个女子为对抗恋人被强迫包办的婚姻，毒死了新娘，在她与恋人成婚后自杀，最后恋人也殉情的故事。剧本对封建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了批驳，对这种势力的顽固残酷作了揭露，宣传了自由恋爱，特别以三个青年之死，教育青年要改造社会，就不能在封建势力面前软化。剧本写作上虽然还显得稚嫩、毒死新娘、双双殉情的情节也显示对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不够明确，但其实现自主婚姻的不屈不挠，显示了评梅似柔实刚的坚强性格和对妇女争取民主权利的坚定信念和斗争精神。
评梅并未将目光停留在这里，她还热情呼唤妇女走出家庭，走出自我，走向社会，走向革命。1923年10月，她支持好友庐隐顶住社会责难，解除包办婚约，同也为包办婚姻困扰的郭梦良结合，赞扬她为“胜利”的“英雄”{19}；她具体策划并同好友及李大钊等帮助陆晶清找何香凝投奔革命{20}。她曾在南游时到秋瑾墓前凭吊，她在《匹马嘶风录》里，成功塑造和歌颂到前线从军的女知识分子英雄形象。在小说《偶然来临的贵夫人》中对“八年前名振一时的女界伟人”蜕化变质，背弃革命予以鄙视、嘲讽。{21}
为了对妇女解放作出更大贡献，评梅积极争取主办《妇女周刊》和《蔷薇周刊》，甘当妇女解放运动的号角和喉舌。她撰写的《妇女周刊》和《蔷薇周刊》可以称得起妇女解放的宣言{22}，警剔深刻铿锵有力，黄钟大吕，大气磅礴，短短几百字凝聚了对现状的认识，同时也将打算和决心，表达得简洁明确。她大声疾呼，“相信我们的‘力’可以粉碎桎梏！相信我们的热可以焚毁网罟！数千年饮鸩如醴的痛苦，我们去诉述，此后永久的新生，我们去创造”。她为自己的刊物叫好，“弱小的火把，燎燃着世界的禁丛；它是猛烈的光明！细微的呼声，振颤着人类的银铃；它是悠远而警深!”她在办刊中，做了大量的策划组织工作，不断总结经验、严格查找问题，予以改进。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鲁迅赐稿《寡妇主义》，邵瓢萍题词“妇女界之喉舌”，刊物刊发了大量作品，为宣传妇女解放，弘扬“五四”精神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先生发表“北上宣言”，表示接受中共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建议，“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受党委托，高君宇全力协助孙中山筹备国民会议促进会代表大会。评梅在君宇的影响支持下，在1925年2月25日，发表《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23}，呼唤妇女选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如果说《妇女周刊发刊词》是评梅关于妇女解放的宣言，那么这一篇就是她关于这一问题的政论。文章开头就出语惊人，高屋建瓴，以“伟大的事业”和“爆烈遍地球都飞散的火花”的光辉理想，激励大家“作毁旧建新的女子，作击碎燎铐，越狱自振的女子，作由男子铁腕下，挣扎逃逸的女子”，她高呼：“这是何等荣幸，一件伟大的事业，由我们纤手去创造，一所暗邃的监狱，由我们纤手去焚毁”，继而又论述了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和途径。她说：“男女两性共支的社会之轴，才是理想完美的组织”，由于历史原因，妇女处于奴隶弱者地位，争取平等权利，“不是向男界掠夺，也不是要求颁赐，乃是收回自己应有的权利”。她说，妇女运动“不是自私自利”，“与其说是为女子造幸福，何如说是为人类求圆满。”她认为“教育平等运动，开辟女子职业生路，以谋精神自由，经济独立，实为现代妇女的治本计划。”她反对“埋首书域，永久缄默”，认为“联合宣言，上书请愿，游行示威，未尝不是治标的办法”。她说：“女子也应该代表二万万中华国民的资格，参加国民会议，有希望解决宪法上对女子的错谬，法律制度上对女子的歧视。”她列举世界各国几十年奋斗取得参政权的事实，鼓励大家“不要颓气，将来定有她们携手一堂的胜利”。“只有永久继续的运动，才能保存我们所得到的权利。因为‘权’是‘力’的变相，‘力’是‘动’的产生，我们要取得权，就要运动；我们要保存所取得的权，以至更增进于圆满，就要永久去运动”，她大声疾呼，“为了人权的获得，为了社会组织的圆满，应该运动!不管政治是混浊，是清明；不管收获是成功，是失败，应该运动！！”，文章层层深入，言简意丰，理直气壮，咄咄逼人，结尾以“中国呢？这是我们的耻辱！”戛然而止，发聩振聋。此文即使今天读来，仍使我们感受出当时的斗争气息以及评梅的卓识和精神。
当然，评梅的见解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还存在一定的差别，我想我们不能以此苛求评梅。对于一个二十多岁正在成长的女青年，在以反帝反封建为最低纲领和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的二十年代，评梅关于妇女解放的认识是比较全面、深刻的，她的活动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人们说她是“女权运动活动家”并非过誉。
四、实践教育改革的先锋
评梅爱好文学，志在革命，职司教育。她忠诚于教育事业始终不渝，出于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她说：“教育应影响国家，便是中国存亡的问题”{24}“女子不受平等教育，是永沦奴域，一切堕落的总因”{25}。正因如此，她到女高师后学习努力，毕业时脱颖而出，被当时教育界硕望、女师和师大附中校长徐寿裳、林砺儒双双选中，经协商，被聘为师大附中女子部学级主任兼体育教员。她忠于职守，勤奋创新，即使初恋失败，君宇病中，笔耕办刊，诸事繁剧，仍认真执教，一丝不苟。她到附中一年，上下敬服。之后又教国文，并陆续被春明女校、若瑟中学、女一中以及北京师范大学聘为教员、讲师。可见她才能成绩被广泛认可。她去世后，师友学生深情共悼，更可见其人格魅力，师表仪型。
评梅对教育未见专论却有真知灼见。她重视爱国爱民和品德教育。1927年新学年第一课，她讲的是总理遗嘱，宣传孙中山，宣传民主共和，宣传革命{26}。她教育青年有追求，能自立，艰苦奋斗，对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焦菊隐表示佩服，说：“环境艰苦的人才能有造就，这是定例”，要“一刻也不放松青年时代”。她鼓励他“应该当好家庭的好儿子，社会的好国民”，“这才是人生的大道”。{27}
她不断吸收先进教育思想，并力求实践。在看到意大利文学名着《爱的教育》后，被其办教育必须有爱，有感情的论述所折服，“立誓一生要从事教育”{28}。当时，她曾在女一中校刊撰文，表示“从今以后，要用真情感化她们。”小说《忏悔》就写了作为老师的“我”，为自己批评学生而使她们受到压抑时自省自责的故事，描绘了她热情、诚恳、重视了解引导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的情育实践，体现了她勇于探索，严于解剖，不断总结教育规律的敬业态度和科学精神{29}。
评梅对女子教育和体育认识尤为先进。根据同事汪震先生评述{30}，评梅以教育为提高女子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唯一门径”。她要女子学习男子爽直、决断、勇敢、强健的优点，保持女子留心、精细和典雅温柔的感情；她教育女子平民化而不贵族化，吃苦耐劳，能文能武，朴实而不浮华，穿着朴素，不慕虚荣；重视体育，把它作为德育智育之门径和基础，德智体全面发展。评梅把这些原则目标贯穿到篮球训练，加大活动量，衣着穿戴要深蓝大褂，下午打球，晚上预备功课等具体教学中。通过教育实践，实现“心理改革”，以“正大优美学风”熏陶学生，使德智体教育有机结合。评梅的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评梅的学生，道德最高并且学问最好的就是体育选手”，在男女生合计的一百多人里，前二十名就是体育选手。它对体育的认识和实践超出了女子教育范畴，对我们实施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仍有重要借鉴价值。
《模糊的余影》是评梅大学毕业前夕去南方考察时的真实记录，同去世后师友学生回忆一样，是研究评梅教育思想的珍贵资料{31}。在考察湖北教育时，认为校长选任应及时，不能因此而“牺牲学生一年的功课，和黄金的光阴”；男校应对女校开放；体育教师应明了体育目的，重视示范，及时纠正动作，使学生得到体育的真精神。她在考察中，对校舍采光、空气、布局、设施，教学的编制、课时、教师配备、讲义、讲授方法、组织管理，学生的课余活动、制作、组织及活动效果，后勤方面的寝食、食堂，学校经费等均不厌其详，记录思索。后来，又到南京、上海、杭州、青岛、济南考察游览名胜美景，令其心驰神迷，但对教育考察，仍一丝不苟，不稍懈怠。态度之认真，目光之犀利，认识之深切，眼界之开阔，给人极深印象。特别是对湖北教育“环境非常恶劣，上等有力的社会中坚人物，他视教育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小学“异常”“不发达”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湖北现在需要的就是小学教育，而普及和救济一般贫穷儿童，“只有广设平民学校是唯一妙谛”，中学和中学以上学校应“努力做这种事业”。在南京，她对某学校官僚作风明显不满；在青岛，她对日本体育教育之先进由衷赞赏。这种光明磊落和纯真的品格，跃然纸上。若与后来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时对杨荫榆和教育部的抨击联系起来，她的教育观是相当完整的。如果天假其年，其前途难以限量。
五、追求纯真爱情的典型
评梅不仅事业上引人注目，其爱情经历也哀婉动人。她同高君宇的生死之恋，惊天地泣鬼神。她们在共同的革命志向上建立的纯真爱情，将以独特的魅力，同古代孟姜女哭塌万里长城，刘兰芝、焦仲卿结为生死连理等传说一道，流传万代，让人传诵。
高石之恋的奇特之处在于生时神交而不嫁，死后并葬酬真情。她在北京上学第一年同吴天放相恋，第二学年初，就在山西同乡会认识了君宇。君宇过人的胆识和待人的坦诚忠恳很快吸引了评梅。在他的引导下，评梅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多次一起参加了亢慕义斋(德文共产主义小室的音译)和陶然亭的会员研讨讲演活动。此时，评梅并未移情别恋，忠贞之心使她对吴天放一往情深。然而情愈深，发现受骗打击愈大。吴天放有妻子的事实败露后，评梅悲痛欲绝。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各种思潮仍然风行，在涉茫孤凄无助中，评梅首先想到向君宇寻求“救济”，君宇来信鼓励其“自信”自强，振作精神，“抢上前去”，投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粉碎”旧制度“桎梏”的革命事业中去。君宇的远见卓识和热情帮助给评梅以激励和温暖，评梅对君宇更为敬慕。毕业前的南行纪游，在写西湖一节时，评梅因名家名篇无数而怯于动笔，君宇一封来信就鼓起了评梅的勇气，说明评梅对君宇这一良师益友已心悦诚服。然而君宇示爱，评梅婉拒，君宇红叶传情评梅仍坚拒，直到君宇赠象牙戒指，评梅才带在指上，表示接受君宇的感情，支持君宇的事业，但仍坚持独身。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君宇病重。当时，答应过病好后“解决”，但最终仍然要求君宇同她一样，互相尊重对方的“素志”。这种态度令人不解，总觉评梅太不近情理。对此，我认为应历史地分析。评梅是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女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鱼龙混杂，在初恋受挫后，西方以独身求自立的民主色彩思想和传统文化中“质本洁来还洁去”，以及历代文人崇尚神交的思想正好结合。使评梅把独身当作保持独立人格，防止各种侵扰的一种选择，看作同结婚一样正常的生存状态，甚至认为神交的友谊高于并可代替世俗的婚姻。这种看法虽然怪异，但在当时也得到部分知识青年青睐，庐隐就是同评梅共誓过独身后又放弃的。读当时的文学作品，看现在的世态百相，应可理解。君宇要求得是结婚；评梅答应君宇的是可以做唯一的知心朋友，在评梅看来，这已是她们爱的最高状态。评梅在君宇死后写了许多散文、诗歌，与君宇灵魂进行对话；几次悲恸晕厥，为失去恋人悔恨痛心；她常到君宇墓前与恋人相伴，泣血洒扫；为了继承遗志，振奋精神、认真写作，坚定地走向革命；她曾为君宇立碑，刻石明志，去世后实践诺言，并葬陶然亭。这充分说明评梅对君宇真诚相爱，只是在爱情具体形式上认识不同。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对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恋多份理解，对这位纯情女子的高洁品格，更为钦敬。而高君宇在评梅多次拒绝后坚持追求，以豁达的胸怀尊重评梅的选择，耐心帮助等待，说明他虽不同意评梅的选择，却能理解，亦相信一定能说服评梅，取得圆满结果，这也说明其知评梅之深，爱评梅之切。在等待说服过程中，他把精力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从而把恋爱和革命事业统一起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崇高风范。独身使恋情迂回曲折，也让人看到互尊互爱，卓识忠诚，使人们在回味中领略爱的真谛。
高石之恋的动人之处在于，一个革命家，一个文学家，志同道合珠联璧合却因双双早逝成千古恨，又以生死相从完终身愿。高君宇风华正茂，是党难得的早期高级领导人，在李大钊、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影响下，正大有作为。然而天不假年，29岁即死于盲肠炎。评梅才华横溢，追求进步，创作日趋成熟，思想上向君宇靠拢，然而天不佑才，26岁即死于脑膜炎。这种悲剧，让人无不扼腕，如果天假其寿，两人的婚姻必可圆满，两人的事业贡献都会宏图大展。这种评梅所谓的“缺陷美”让人难以忍受，也正是这种难以忍受使人在无限惋惜中产生了深深的心灵震撼。君宇生前，苦追评梅，得其心未移其志，君宇死后，评梅痛悔，因伤悲过痛忧病而死。这种生死恋情，让人在不圆满中感到圆满，又在圆满中留下深深遗憾。
高石之恋对人最大的启迪在于，革命和爱情可以相辅相成。君宇在恋爱中把评梅引向革命道路，评梅在君宇帮助下，为妇女解放，弘扬“五四”精神，推动革命，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评梅支持君宇全身心投入革命，没有以儿女私情影响君宇的事业，生前力所能及给予帮助，如掩护君宇躲避追捕，写文章支持君宇筹备国民大会促进会等；死后继承遗志，写出《红鬃马》、《白云庵》、《寄到狱中去——给萍弟》等一批重要作品，更大步地走向社会，投身革命。她们的爱情得到周总理、邓颖超、许德珩等革命前辈的高度肯定。总理指示保留其墓，说：“革命和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也有教育”{32}。邓颖超为“有机会能为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深感欣幸”，在题名后志中，表达了“对高石两人的仰慕和同情，缅怀之思”，对“始终未能同石评梅女作家有一面之缘，至今仍引为憾事”{33}。许德珩欣然为平定县筹建的石评梅纪念馆题词，称颂高石为“革命情侣，生死相从，堪称英烈，世何尊崇。”这些评价，都对我们认识高石之恋的内涵和意义，起着重要指导作用。
高石在恋爱过程中留下不少书信，君宇去世后，评梅写下了大量回忆悲悼的诗文。这些作品同她其他作品一样，饱含着睿智、深情和艺术光华，有的已成为难得的教材和传世精品。在纪念评梅诞辰108周年之际，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更多教益。百年回眸，沧桑一瞬。评梅有知，应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富裕、进步感到自豪和欣慰；面向新世纪，我们更应该见贤思齐、富而思进。我们应该学习评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精神，自觉担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学习她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自觉站到时代前列，改革创新；学习她光明磊落，敢爱敢恨的崇高品格，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与时俱进，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新精神文明，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伟大社会主义新中国做出更大贡献。
注：{1}李庆祥着《评梅女士年谱长编》文津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26页。{2}《李大钊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4月。{3}罗章龙着《椿园载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9月。{4}同{1}，第34页。{5}《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27页。{6}《石评梅作品集》(散文集)，出版单位版次同{5}，第221页。{7}同{6}，第221—223页。{8}《石评梅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2版，第383页。{9}《石评梅作品集》(戏剧游记书集)，出版单位版次同{6}，第267页。{10}同(9)，第276—277页。{11}《魂归陶然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03页。{12}同{1}，第204页。{13}、{14}陈漱瀹《云霞出海曙——漫忆女作家丛书序》，载同{11}，第4页。{15}同{11}，第51、53页。{16}同{6}，第2页。{17}同{6}，第62—63页。{18}同{6}，第216—220页。{19}庐隐《祭献之辞》，载同{8}，第29页。{20}《高君宇和石评梅》，希望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68页。{21}同{6}，第157—159页。{22}第179页。{23}同{6}，第193页。{24}同{3}，第205页。{25}同{3}，第194页。{26}同{11}，第55页。{27}《寄焦菊隐之笺四》，载《石评梅散文小说选》，重庆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84页。{28}同{8}，第432页。{29}同{27}，第514页。{30}同{11}，第105页。{31}同{9}。{32}同{1}，第223页。{33}同{6}，第2—3页。{34}《平定史志通讯》(纪念石评梅专辑)1986年第三期，扉页。
（作者系平定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